母亲深知这是个得罪人的角儿，当个一层楼的小组长就已尝到了个中滋味儿，何况卫生主任面对的是几栋楼好几百户人家，卫生又是个敏感的事儿。推了几次不想干，但公社的干部硬让干还说了个让母亲不好推辞的理由：你老头不是扫你们的楼院吗？你当卫生主任正好配合呀！
考虑到曾有人觊觎过父亲的这份儿活计，稳住这个家中大半个生计，母亲也只好接了下来。
从此，母亲又多了营生，当卫生主任虽然不挣一分钱还得罪人，毕竟挂了公社居民委干部的衔儿，在人面前说话比先前有了点儿依仗，管起那些歪歪人和事儿来有力度了，给父亲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其实，这点儿依仗对于那些个正直老实的好人来说是没什么异样，他该怎样做人还是怎样做人。对于那种放刁行歹的人，不起什么作用。
四楼的石大赖就是这种人，他是红楼有名的一块茅楼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石大赖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真名叫石文起。他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生在江苏，考进了本市的大学，和本地的女同学恋爱结婚，毕业后留在了北方。据说他的岳父是个局级干部，嫁给他的女儿又是个独生女，这石大赖也跟着打腰提气，行走坐立都趾高气扬的，加上这家伙又赖皮难缠，属于死缠烂打那伙的，故人送外号石大赖。
石大赖的模样儿长了一副北方人的骨架子，虽是中等个，却大手大脚，胳膊腿，方头方脸。那脸方的像四四方方的大切糕。刚刚三十四岁就发起胖来，肥虽然长的挺瓷实，可看起来蔫呼呼的有些粘切糕的味儿。
石大赖说一口酸唧唧的江苏话，在北方待长了，又掺了些接近普通话的北方语音，说起话来半生不熟的，一点儿也不中听，像噪声入耳让人闹的慌。柯雷曾细品他说话的腔调儿，跟解在余闲聊说到他时，给他定为是娘娘腔。当时解在余嘿嘿地笑着点头：“对对！娘们叽叽的。”
红楼的居民没人知道石大赖的真名，就管他叫石大赖。
柯雷母亲没当卫生主任时，就和石大赖打过交道。他就是那种垃圾桶满了不去倒，散落满地不收拾的主儿。而且常听收清扫费的四楼居民委小组长说：清扫费收到他家时，他总磨磨蹭蹭地不愿交，还满嘴的意见，说走廊扫得不干净。交什么钱呀！常常赖着两三个月不交。
四楼的居民委小组长是个很热心的人，不管石大赖咋狡猾，他总能耐心地说服石大赖最终把钱交上来，虽然有时拖延个把月。
没当卫生主任时，母亲无法和石大赖对光。当了卫生主任后，有一次市里要来检查居民委环境卫生，母亲早上和父亲认认真真清扫完楼后，不放心石大赖家门口，就抢在他没上班前到他家去找他。
这是第二次交锋，母亲没像第一次那样客气，来了个大揭锅，把他家门口以前的状况和对交清扫费的狡赖态度，全一古脑地摆了出来，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你石大赖太懒，垃圾桶满了不倒，散落地下怨我们清扫不净？听说你还是个有高文化的人，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我们没啥文化，但我们能把事儿的里表分清了。你要是分不清，不按时交清扫费和保持你门前走廊的卫生，那我们就上你们车间请你们领导帮着做做工作……”
这一顿连珠没能让石大赖喘息过来。不知是柯雷母亲不容反诘的话锋，还是要找他们车间领导的攻势，也许两样都有，反正这次石大赖软了下来。没等柯雷母亲把话说完，忙哇啦哇啦地接道：
“好好好！你不要找我们车间嘛！以后不会有了！不会有了……不会的喽！”
母亲晚上跟下班回来的柯雷说：“四楼那个石大赖，真是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儿，那‘官目’像咱关里家的叫驴……”
柯雷让母亲的话逗乐了。因为他知道母亲在关里家时是驯驴的好手。
四楼组长叫罗杨，儿时患小儿麻痹留下前**后罗锅和短身子麻杆腿的残疾。但心眼儿好使，对柯雷母亲的为人和辛劳很尊敬，和柯雷也十分投缘，他俩是在厂文艺宣传队相识交好的。罗杨是手风琴手。
罗杨的手风琴拉的很，教了不少学生。去年从第十四中学调入厂子第校任音乐老师，因为手风琴艺很高，被吸收进了厂文艺宣传队。
工厂为他解决了一处只能算是安身的小房，就在红楼最顶层北侧的东头。那是一间十二平方米，窗户那侧带斜坡天棚的小屋子。
自和罗杨认识后，罗杨常邀请柯雷去他家玩，柯雷自然很高兴。到罗杨家玩儿，俩人不仅有艺术上的共同语言，罗杨拉琴柯雷唱歌也是柯雷的乐事儿。只要上白班，吃完了晚饭没啥事儿，柯雷就索着从一楼到四楼的漆黑的楼梯，来到罗杨家。一会儿便从罗杨家那仅有的小窗户里，传出悠扬的琴声和高亢激扬的歌声，像《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战士歌唱毛主席》，都是柯雷喜欢唱的男高音歌曲。
柯雷非常钦佩罗杨，他人虽然残疾有缺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