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擎带这这玩意上路行军，实在是颇为辛苦和麻烦且严重拖累行程；但是一旦遇到了这种坚城大邑之后，就完全会觉得这种辛苦和拖累是值得了。
之前被围起来打算连日强攻的衡阳城，就是被这东西出其不意的意外轰塌了城门；而惊得满城骇然俱五士气，连例行的傍附（驱使饥民为杂流炮灰）淹城都不用，仅仅一个照面的冲杀就已经被拿下来了。
这让一度习惯了靠人命挤贱的尸山血海式死伤，来疲弱官军之后再寻觅战机和破绽的义军将领们，一时之间居然还有些不能适应和接受下来。
但是以随后赶到副总管尚让麾下为主的二路兵马上层，也有更多的人则在庆幸；幸好这次那虚和尚没能够被参合进来，不然以他层出不穷的手段和本事，这种只要一鼓作气轻取而胜的机会和好事，岂不是让他更有大出风头和攫取功劳的对方了。
当然了，在大多数义军将领的眼中，保护后路这个任务更像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和排斥在外；因为按照他们过往的经验教训，负责后路的人马往往也代表着巨大的风险和麻烦；不但没有多少首当破敌的功劳和优先瓜分、处置斩获的好处，说不准什么时候被那些野狗一般的官军、土团缠住或是追上，就意味着整只队伍就此阵没或是被打散了，那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而现在虽然让义军占下了片岭南的地盘，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依旧还是早年四处转战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吃完了就在换个地方就食的路数更加擅长；反而教他们静下心来学着官府那般，治理地方和维持一时的秩序，却是勉为其难而相当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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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时此刻的广府，被人念叨和杯葛的周淮安，正在协助名义上的广州留守正使，大将军府左军使兼后翼率将孟揩，处理一些人事上的骚动和混乱。这种突发的人事上动乱源自义军占领过的地方上。
主要是因为义军开始北进之后，那些之前委派到地方上的官员什么的，虽然还是很有些良秀不齐而沉渣泛起的样子，但也因此出现了各种人心惶惶和担忧前程、乃至自乱阵脚的情形；甚至已经开始有人自觉的做不下去而弃之潜逃了。
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的确做的不怎么样，甚至用素餐尸位或是越帮越忙的添乱，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多少；但是多少也代表着义军在数月期间，所建立起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他们个人擅离职守或是乱作为，所造成的后果和麻烦，却是要时间和精力去收拾的。
这个担子就完全压在了三驾马车当中，唯一号称”凡事无不略懂一二“的“半桶水”——周淮安的身上了；好在之前官府统治的残酷盘剥和不择手段的压迫，已经极大拓展了普通百姓的心理承受底线和容忍错失的程度；而通常情况下他们义军的权设官，再怎么做也不会比之前的官府做的更糟糕，或是更加的奇葩到哪里去。
通常情况下，除了一些可笑的作威作福类似暴发户式的炫耀和示威手段外，就是一些欺男霸女来满足个人私欲的零星事件了；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把负面影响扩大到一定程度，或是让人忍无可忍的临界点。所以周淮安倒还有了弥补和调整过来的机会和余地。
而作为他的副手兼主簿，且还不失理想和正义感的柴平，就成了负责带队采取具体的最好人选了。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就会有审判进行，然后带回来一颗到几颗砍下的人头，或又是一些被五花大绑的人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变相的好处。
因为随后用来填补这些临时空缺出来的位置，周淮安之前在整顿义军后勤事务和凑集军用过程当中，顺手提携和选拔出来的数以百计的人手，就得以真正的派上用场了；正好他们在大部分工作完成之后，就处于某种无事可做的闲置状态，倒可以用来变现的兑现周淮安要提携和给他们寻找出路的诺言了。
按照之前的计划，周淮安是打算淘汰掉其中大部分人，而充入军中去做事的；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只有个把斗升小吏的水准，并且没有什么治政一地的眼界和格局；但是禁不住人数多，并且经过实务锻炼还算熟悉基层的情形，最不济也比之前那些两眼一抹黑的义军派遣官，底线和水准都要高上一些。
在此之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仅仅是城中商家的账房、管事。甚至是伙计乃至学徒的卑微出身。因为不想被义军征去做辛苦的粗重劳役，这才投靠了正在招募人手做事的周淮安，而获得免除劳役的资格和一定的身份待遇。是以在专场水准和职业素养上也只能差强人意的，算是矮个子里拔高的结果。
这还是因为广州城本身作为千年港埠的底蕴所在，不然若是在其他地方，就连这些即能够识字又能够数算的兼职人才，都是没有办法抽出来多少的。
所以，周淮安完全可以分解和细化掉诸如县令、县丞、县尉之类的职权，而变成若干个人或是小团体来负责的内容；这样效率上虽然比一个人独断专行的权柄要更低一些，但是多少也在增加人工运营成本的前提下，保证了某种意义上的容错率。
这样以县下的六到八个干理事房、乡里的复数理事所为单位，一个基层政权的架构雏形就此搭建起来了，并且还有了一套初步的内部流动和上升空间的体制原型。
先从广州都督府下辖的辖南海县、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