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青年农民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一路上只有我们脚步的沙沙声，这让我身处其中感觉十分惬意。快要钻出树林的时候，一条几尺宽的小溪流到脚边来，水的清澈让我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青年农民趴在溪边掬了几捧水扑在脸上，又埋下头大喝了几口，溪水经过喉咙的声响很大，“咕隆咕隆”，让人感到这种享受的感觉十分愉快。他站起来，打了个很响的嗝，说：“这水没一点污染，比你们城里的矿泉水还好。”我点点头，但并没有去尝试，那个味道我知道，清冽甘甜，似乎是把整个山林的味道久久地留在齿颊间。
走出树林，青年农民向我指了指山脚的几处村落：“下面就是文胜村。”然后道别，向另一条路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一层薄薄的水雾中。我看了看山下那些反s着天空蓝光的水田，以及掩映在几处竹林间的村落，然后继续走在山路。
进入文胜村的土地，路旁有几个农民在悠闲地劳作，不时有人和我点头打招呼，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认识他们，但他们自然的亲切劲还是使我不由得点头回应。有一个小伙子远远地看见我，飞快地跑了。一会儿，在通往大傻家的路上，出现了一个姑娘，我没怎么费劲就认出了她是谁，是的，这双眼睛我还认得。
“安哥！”玉茭惊喜地喊，“真是你，刚才大强说是你来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刚才跑开的那个小伙子站在她的身后，带着腼腆的笑容看着我。
“你就是大强啊！长壮实了。”我眼前浮现出那个秋天，一个老跟在我们后面跑的小孩的身影。奇怪，一来到这里，我的记忆就开始逐渐变得清晰。
大强跟我招呼了一声，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我们一起往玉茭家走去，转过一片竹林，在我眼前的不是那破旧的石屋，而是一栋贴着外墙砖的两层小楼房。
“房子变了。”
“是啊，从1994年起，我哥部队每年都要从重庆寄来一万抚恤金，我们就盖了这房子，另外种了一大片果树，你看——”玉茭指着屋后的半坡上，“全是黄花梨，你要是早两个月来，就可以尝到香甜的梨子了。”
“部队每年给大傻一万抚恤金？大傻和扁脑壳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哥的死……部队是怎么通知你的？”“说是意外死亡。我去部队的时候，就看到两个骨灰盒。”玉茭说着这些事的时候，虽然眼睛突然变得有些迷茫，但语调还是很冷静。
“两个骨灰盒？”“对，我哥的另一个战友，是个孤儿。我想，他们是希望不孤独的，就把两个骨灰盒都领回来了。现在就在那片梨子园里，每当春暖花开，很美。”我看着那片梨园，想像光秃秃的枝条上开满梨花的样子。
我们没有进屋，玉茭领着我绕过房屋，跨过屋后的一个小溪，来到半坡，在一片梨树环绕下，静静地躺着一方坟茔，没有墓碑。我们在坟前站了很久，我无法将大傻和扁脑壳和这个沉默的土堆联系起来，他们对于我的记忆，只能是那片亚热带丛林。我从没有试图走进过大傻和扁脑壳的内心，他们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我们甚至对对方的经历都不是很了了。我们三个人，总是能在那个孤独的哨所长时间的保持着沉默，就像三棵植物。
“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安哥，有人说，你在部队的一个什么疗养院。那个地方不允许人随便进出。”我们重新走下山坡，涉过小溪的时候，玉茭说。
“我记不得了。”我看着眼前这片宁静的田野，坦然地说。
“你不记得了？”她惊鄂地转脸看着我。
我点点头，指着自己的脑袋：“记忆缺失。”顿了顿，又说，“你说的部队疗养院我知道，那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恢复所。”她站住了：“近几年你还好吗？”“很好。除了缺失一段记忆。你呢？”“我现在是乡村教师，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忙碌，也充实，剩余的时间可以管护那片梨树。”她继续走，隔了一会儿，轻轻问：“那么，你也不知道我哥死去的真相了？”我在后面看着她的身影，觉得十分优雅，完全不像是个农村少女。我叹了口气：“是的，就是这里，我也是最近才想起。”我们走进屋，玉茭招呼我坐，给我倒茶，抓来花生和胡豆。
“饿了吧？我给弄点饭去。”我点点头，她走进厨房，忙碌起来。
“你随便坐坐吧。”她在厨房里喊。
“哎。”墙上有个很大的镜框，里面整齐地放了十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大傻、扁脑壳和我在丛林里照的，还有一张是在新兵连，大概是一次匍匐前行练习后的合影，照片里的七八个人胸前都满是泥土。所有人都傻呼呼地张着嘴，我站在他们中间，表情严肃，一笑不笑。镜框右下角竟然是一张汇款单，时间是2001年10月，金额一万。我的心里突的跳了一下，因为汇款单上的字迹，分明是我的！汇款人地址栏写的是560832部队重庆办事处。
“这张汇款我本来想退回去，可是邮局说并没有这个地址，我就放在这里，再也没有去领——家里并不需要这笔钱了。”玉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