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那张床可能别有隐情，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大姐终于支吾道：“那张床上死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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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呢。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17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努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而是实在没有钱。再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啊。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一次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她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我两千块钱吧。”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四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床不能住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啊？”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你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对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啊。”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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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看她的脸，皮肤粗黑干糙，皱巴巴地贴在脸上，表情一动就有很多细小的皱纹，头上也有了根根白发。看上去应该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但我妈妈己经45岁了，我保守地问：“40岁？”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说得太年轻了，人家都说我最少45呢，其实我才37岁。”
我和李梅面面相觑，李梅快言快语道：“37岁？你年上去这么老呢？”
红姐解嘲地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十年后比谁都老。’我还算好的啦，厂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这才知道，虽然金秋厂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厂。大多数分厂都在那些穷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等等。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比如美国的塞斑岛。特别是美国的塞班，从哪里回来的人说，都是监狱式管理，做满三年要少活二十年呢。
红姐的话说得我和李梅胆颤心惊，我们还想问更多，上班的预备铃声响起，红姐象受惊似地跳起来，箭一样冲出门外。
陈刚和丽娟他们也是加班的，我和李梅正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李清来了，还给李梅带来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她怕一向嗜辣的李梅吃不下饭。李梅很想让她带我们出去转转，但李清说仓库还有事，便急匆匆走了。
刚来半天，我对金秋厂就只有一个感觉：忙。似乎人人都忙，忙得连说话的时间好象都没有了。我们一天跑来跑去也累了，冲洗了一下，一挨枕头便睡着了。也不知道宿舍的人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被人嘈杂的声音惊醒，看到宿舍的人都起来了，正忙乱成一团。我赶紧推醒李梅，两人手忙脚乱地以最快速度洗涮完毕，随着宿舍的人走出308。这时人流也从各幢宿舍楼以及厂区外涌入，逐渐形成一股更大的人流，浩浩荡荡朝工厂区走去。
厂区非常干净，我们跟随红姐她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