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卖/官”说的自就是西园卖/官了。三公九卿都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三公九卿可卖，爵位亦可卖，州郡县职亦可卖。“唯器与名，不可假人”，“为国者慎名与器”，官爵名禄是国家名/器，是国家用来管理地方、管理百姓的，连这都可以买卖，还有何不可买卖？
“今年又生反乱”说的则是今年六月时发生的事。便在他们从皇甫嵩入冀州前，他们听说交趾在夏六月又一次发生了叛乱，造反的是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
戏志才接着说道：“邯郸相只是运气不好，得罪了一个州中的太守，不巧这太守在朝中有人，故被弹劾举奏，因而获罪。如此而已。”
“而今之天下远近诸州，试问有几个官吏不贪？”“邯郸相只是运气不好，如此而已。”
戏志才的这两句话是大实话。
现今天下之诸州诸郡，几乎是无官不贪。
便是赵国的国相刘衡，他虽不用邯郸氏的子弟为府中重吏，可他就不贪污么？他也是贪污的。真正清廉、一介不取、秉正无私的官吏不但少见，而且处在这个环境里还会被人指点嘲笑。
就如本朝初年的扶风人孔奋，他曾在河西的姑臧做过县令，当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与羌胡通商，一天要开四次集市，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但孔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和妻、子每天也就是吃些蔬食淡饭，荤腥少见，因其力行清洁，遂为众人所笑，说他“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孔奋为姑臧令是在建武之初，天下未定，而今之世则是天下已乱，地方上官吏贪浊的情况差不多一样。
便是荀贞，也是“贪浊”的。
他出仕前，家只是中家，家产只有十万上下，为繁阳亭长、郡北部督邮时他很清廉，没有受取过什么贿赂，有时还会因为养客太多而入不敷出，可自从击黄巾以后他却陡然间就发了财，在颍阴又是买地、又是养数百上千的徒附、又是拿钱给族里办私学，他的钱哪里来的？得自缴获。私留缴获，这也是贪浊。却为何没有人举奏他？原因很简单，军中的人都在这么干。
征讨黄巾的诸部汉兵里，可以这么说，上至将校司马、下到军候屯长，没有一个不私藏缴获，借此发财的。就说孙坚，他带的那些部曲都是“义从”都是他县中的少年，跟着他远到豫州打仗，缴获来的东西可能会如数上缴么？即使皇甫嵩也不能免俗。张让为何遣客送信给皇甫嵩，索钱五千万？还不就是因为眼红皇甫嵩部众的缴获太多！
还有朱俊，他母亲本是以贩缯为业，后因他窃缯替郡人还债而失去了产业，其家中的损失不小，可在几年后，当他的长吏，当地郡守犯法，罪当弃市时，他却能带着数百金去京师为郡守活动。数百金，折合数百万钱，他哪里来的这些钱？不言而喻。又在光和元年，他被拜为交趾刺史，击交趾反贼，他回到本郡简募家兵及调给他的兵马，合计五千人，带之去了交趾。这五千人里，他家兵的数量必然不少，因为数年后，朝廷又以他为河内太守，他带家兵击退了张燕的进攻。以家兵击退张燕的进攻，可见其家兵不但精勇，而且为数甚多。他哪里来的钱养这么多的家兵？养兵的开销可比养客大多了！亦不言而喻。
本朝初年，南阳张堪奉旨委输缣帛及马，诣大司马吴汉伐公孙述，於道上被追拜为蜀郡太守，成都城破，他检阅库藏，收其珍宝，报给朝廷，秋毫无私。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随随便便一件东西就价值连城，足富十世，而张堪在去职之日却只乘坐了一辆折辕的破车，带了一卷布被囊而已。光武皇帝闻后，叹息了良久。像如孔奋、张堪这样的清廉吏，实在太罕见了。
荀贞思及当今天下的污浊吏事，不胜喟叹，又想到自己也是“贪浊”的一员，颇是愧疚。
不过，他的“贪浊”与那些贪浊吏的贪浊却是不同的。
那些贪浊吏贪图的财货本身，而荀贞两世为人，对财货早已就看淡了。财货之物是供人用的，够用就可以了，就如那句老话：便有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便有良田万倾，日食一升。财货再多，若只是留为己用，供己挥霍，最多也就只是满足些寡人之疾、口腹之欲，纯属浪费。
荀贞“贪浊”财物却是为了心中的“大志”。
他早先的“大志”是保命，现在则不是了。不管是保命，还是现在的大志，都需要钱。
百姓不易，生活艰难，他不能从百姓那里“贪浊”财货，只能私留缴获，反正这些缴获即使上缴到朝廷也只会被朝吏们分了，即便落下稍许分给底下州郡县，供以赈济民间，又也会被州郡县吏从中间过一次手，最终落到百姓身上的不过星星点点。与其如此，还不如由他来用。
又从“贪浊”想到了出颍川来的见闻。
早前在颍川的时候，因为颍川的士族多、名士多、党人多，在颍川为吏的郡守、令长尚还算不错，虽有贪浊残民之事，不至於比比皆是，百姓尚可勉强度日，可当他走出颍川，历经数州、数郡，沿途所见，耳闻目睹，却发现处处一派乱世之象。
上有天子卖/官，下有州郡残民，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