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进和宦官没什么大仇，士人与宦官却是仇深似海，而且，宦官不除，何进一样能够掌权，士人却不能独握朝权，不但不能独握朝权，说不定以后还会再受到宦官的报复打击，时局一旦变得对士人不利，宦官们没准儿就会掀起第三次党锢，因是，袁绍又劝何进，认为宦官与天子、太后最为亲近，朝臣的奏章和天子的诏令都由他们传递，如不悉废，必为后患。
荀贞不知道赵忠、张让们现在会想些什么，但可以猜得出来，至少有一点很肯定，他们对“出卖蹇硕”这件事现如今必是充满了后悔，本来形势大好，忽然间就被何进、士人占了上风，生死悬於人手，於此“危亡”之际，他们也不得不暂低下头，既然出卖蹇硕没有能换来何进的谅解、合作，那么他们就转而去贿赂一向对他们存有好感的何苗和何进的母亲舞阳君。
何苗很清楚如无宦官为党援，何氏一门非但不能得享贵重荣华，反而有可能会随着宦官的覆灭而最终也被士人除掉，所以，他和舞阳君数次向何太后进言，叫她千万不要听何进的话，并说“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社稷是什么？是国家。国家是谁的？是汉家刘氏的。现天子年少，“国家”在临朝的何太后手中。以弱社稷，即是说在削弱何太后的权柄。
何太后疑以为然。
眼看“诛宦”的事儿干不成了，要被何进的犹豫、何苗等的阻止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了，袁绍的焦急、不安可想而知。
“诛宦”这事儿一旦干不成，一旦半途而止，待宦官缓过劲来，他袁绍首当其冲，他袁氏一族首当其冲，既是为了士人的利益，也更是为了袁氏和他自己的利益，到的此时，他不得不对何进下猛药了。
袁绍心知肚明，何进之所以一直迟疑不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何进不但忌惮宦官，也忌惮士人在京都的势力，换言之，主要是忌惮袁绍一党所掌握的京都武装力量。
於是，袁绍又一次来拜谒何进。
在这次会面中，袁绍向何进提出了：“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袁绍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何进马上就同意了。
何进是大将军、录尚书事，军政一把抓，朝中第一人，召谁来京城全由他说了算，他说召谁来，就召谁来，正可趁此机会，把他笼络的“武人小集团”召来京都，以此来对抗、乃至压制士人在京都的军事力量。只要能把士人压制住，“诛宦”仍不行，但“逐宦”却就没一点问题了。
也是在这次会面中，建议过何进召四方猛将、豪杰入京后，袁绍又再一次提出，请求何进上奏朝中，赦免荀贞之罪，拜荀贞为执金吾或羽林中郎将，——当时荀攸亦在，这也是荀攸的第三次跟着袁绍来见何进。
袁绍对何进说道：“中平元年，贞从左将军击讨黄巾，逼死张角，战功为诸将第一，因功得为赵中尉，再迁魏郡太守，又分别於任上平定巨贼、击退黑山，实知兵者也，……其中详细，公达最知。如得赦其罪，命之募壮士以入京城，为将军爪牙，足镇诸宦。”
何进先已认可了袁绍召四方猛将、豪杰入京的建议，这会儿显是无法拒绝召荀贞入朝。可他之所以召外将入京，本就是因忌惮士人所掌握之京都军事力量，却又怎会答允举荀贞为执金吾或羽林中郎将？因是之故，遂有了同意请奏朝中赦免荀贞、议拜他为左中郎将一事。
袁绍抓住时机，使何进不得不同意了赦免荀贞、召荀贞入朝，他所图者，是荀贞的英武能战和荀贞的义从虎士。何进虽不得不同意了袁绍的请求，却只肯拜荀贞为左中郎将，一是不欲增强士人的势力，再一个也是想借此敲打宫中诸宦，荀贞是赵忠的仇人，召荀贞入朝就是一个信号：你们这些宦官要是有眼色，就老老实实地听命，若执意不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荀贞与何进、袁绍均未亲面见过，而且身不在京都，远在千里外，可他的前程、命运，现在却全操控在何进、袁绍的手中，说白了，他现今虽有了高名，可在何进、袁绍的对弈中，他仍只是个棋子的角色。
袁绍进言何进，建议他召四方猛将、豪杰统兵入京的消息在内部传开后，不少人表示了反对。
何进的主簿陈琳进谏说道：“谚称‘掩目捕雀’。闭上眼抓麻雀是万万抓不到的，这样的小事都不能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又岂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来诛、逐诸宦，犹如鼓洪炉、燎毛发，只要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事成易耳！然而如今却委释利器，向外求助，等到各地的兵马聚会京都后，到那时，便是强者为雄看！这就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会引发大乱！”
何进不听，一边分遣府中掾吏和投靠他的武人们或归本郡、或至民悍敢战处募兵，一边准备传书给董卓、丁原和东郡太守桥瑁，命他们将兵诣京师。
何进遣去州郡募兵的共有五人，分别是大将军府的掾吏王匡、骑都尉鲍信、都尉毋丘毅、假司马张扬、并州从事张辽，——张扬、张辽二人本都是并州刺史丁原的属吏，丁原与何进搭上线后，早前先后派他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