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汉与汉娜再次达成了妥协之时，沈阳奉天城外，关东军的大本营里，关于对华政策，也早已吵翻了天。不光是东北驻军，事实上在东京总部，面对着常凯申突然暴亡产生中国政局的变数，日本军部上层同样也争得面红耳赤。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常凯申的暴亡令他们的对华政策又到了面临变化的关口。
争论的焦点，除了老一套的“鲸吞”和“蚕食”中国之争外，另一个焦点就是“急攻”和“缓攻”中国之争，其焦点目标，正是东北。
所谓的急攻，就是趁现在南京国民政府上层群龙无首之机，立刻发动对东北的攻击，拿下东北三省，夺取这里的丰富资源以帮助日本渡过严重的经济危机。
缓攻就是暂时停一停，等中国变得更衰弱之后再发动攻击。理由就是常凯申一去，中国各地军阀现在都在蠢蠢欲动，新一轮的中原大战似乎又将重启。何不坐山观虎斗以求渔翁之利。在这过程中，日本可以趁机扶持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如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上台，然后诱其签定类似“二十一条”之类的条约，为逐渐蚕食中国打下基础。
而正在暗中策划“九一八”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中下层的军官，现在则是郁闷无比。各国报纸几乎是一边倒地在影射甚至指责日本才是最有可能的刺杀常凯申的元凶。这一事件虽然是林汉策划，但英、美、法三国却也乐见其成。这些年来日本频频向中国伸手，大有独霸中国吃独食的气魄，担心其损害列强在华利益。常凯申遇刺案，林汉在媒体上推了第一下，三国中的反日人士，对日本心怀警惕的人，也顺势打蛇随棍上地跟进，炒作起这个题材来。
九月十日，北平张少帅府挨了炮击后，各国的媒体顺势而上，很自然地将这一事件和数年前的皇姑囤事件张作霖之死案联系起来，英、美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不约而同在头版用大标题称此事件为“第二个皇姑囤？”。
日本官方此时也注意到西方媒体近日的报道，明显是有人在暗中炒作，推波助澜。他们虽然已展开调查，但要查出真相哪有那么容易。而来自西方的的压力，还是让日本不得不推迟了在东北的动作。
关于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名义上九一八事变是石原莞尔自行其是的结果，不过林汉这个后来者，过去在论坛上和坛友讨论此事时，许多人的看法却是这不过是日军上层藏奸耍滑的把戏借口而已。
石原莞尔当时不过区区一个大佐参谋，居然能指挥的一个师团加上六个独立守备队，岂不太像笑话了。按日本人喜欢豪赌国运的天性，这正是他们最爱玩的伎俩：事情顺利的话上层自然乐意接受，事情不顺利了把石原打发滚蛋了就是。历史上河本大佐炸杀死张作霖时，军部就玩了这么一手。
日本陆军的“独走”虽然嚣张，但军部真的要处理，派几个宪兵就可以分分钟教育他们重新学做人。九一八与其说是中下层的“独走”，不如说是军部的有意纵容。1931年的日军还远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林汉玩了这一手，面对着来自西方列强各国的舆论宣传上的压力，各国驻日大使的“警告式地询问”，喜欢“豪赌国运”的军部，此刻又开始收缩了。
在接到了军部要求“驻华关东军加强整肃”的敲打命令后，石原莞尔就意识到即将实施的针对沈阳的攻击行动要“黄”了。张少帅府挨炸后，日本的国际形象更加不堪，虽然官方极力否认与这两件刺杀事件的关联，但英、美、法三国都乐见日本背黑锅。而宣传者更是恶毒地将刺杀和即将展开的对东北行动联系在一起，如果强行发动九一八，岂不是恰好落人口实？
面对着来自军部上层的压力，板垣征四郎开始萌生退意。他刚刚接到电报，关东军大本营即将派出专员来到奉天，监督防范下层的“独走”行为。眼看箭已上弦，就差最后松手放出，为此准备近一年的石原这伙人又怎么甘心。
在过去的6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内部重大人事调整告罄，组织上的保障基本形成——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行动。然而就在这时，消息走露，传到了东京，内阁向参谋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