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重后果。如果被治安队抓去了，会关在一个治安队等人来赎；如果没人来赎，就会带到别的地方做苦力，完全没有人格尊严，累死累活做三个月，这三个月的工资就当做把你谴送回家的路费。如果被谴送回家，家里人还以为在外面不知犯了什么罪了呢，那是很没面子的事。
虽然我心里万分焦急，但现在半夜，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去派出所啊？只好静静地守在电话机旁，睁大眼睛看着窗外浓重的夜色，度日如年。第一缕亮光出现在窗口时，我立刻跑出去搭车。
可是当我急忙赶到那家派出所时，值班警察却冷冷地说：“这里没人！”
我立刻怔住了，但还是哀求道：“那哪里有人？”
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隔壁治村治保会问问吧。”
原来隔壁还有治保会，我赶紧跑到隔壁治保会，请值班治安员查看昨天的记录，但治安员强硬地说：“先交五块钱填表。”
虽然我知道一张表格五块钱太多，但还是什么也没说，乖乖地交五元钱领了一张表。生活早己教会我，反抗不但无用，还自取其辱。表格无非是被查询人姓名、性别之类的。填好了，还要再交三十元的查询费。拿了钱，那个治安员才帮我查询。结果表明，确实有个叫沈洲的在路上被抓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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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了工作单位及年龄、性别，我确信这就是我要找的沈洲的，便急切地问：“要交多少钱才能赎人呢？我要赎他。”
那个治安员却摇摇头：“你不能赎人，必须由他所在的工厂厂长才能赎人。”
每个厂都必须有一个本地厂长，这些厂长拿着一份高工资，平时很少在厂里出现，只有工厂和当地政府需要沟通时，才由他出面。可我不认识“金秋”厂的厂长，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到“金秋”厂总机，接线员一听ie主管被抓了，立刻答应帮我找厂长。
大约半个小时后，迈着八字步的本地厂长终于出来了。厂长姓莫，我们都叫他莫厂长，一副典型的五十多岁老男人形象，衣着朴素，貌不出众，听说在进“金秋”厂之前就是一个农民。莫厂长倒还和气，答应和我同去赎人。因为沈洲在厂里的职位比较重要，厂里破例派厂车前往。由莫厂长出面，我交了250元钱，治安队才答应放人。
不一会儿，被放的一行人走了出来，这些人中就有沈洲。不过是一天不见，他象是换了一个人，步履僵硬，头发零乱，目光呆滞。我刚想迎上去，却听见旁边一声怒喝，出来的人便在治安队的铁门口全部跪下，看到面前的情景，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沈洲，在厂里他是多么高傲的人啊。
那些人跪过后，便在一个治安员的带领下，一个个在门口值班的本子上签了名，然后才穿着鞋走出大门。我赶忙跑到洲面前，焦急地问：“怎么样？他们没打你吧。”
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嘴里喃喃道：“那里面真不是人呆的地方，还好没挨打，不过三天后若还没人来赎就会被打的。但有搜身的，也有专门替我们打电话，打一次十元钱。吃了一顿根本不能称之为饭的饭，价格也是十五元。”
沈洲是认识莫厂长的，赶紧走到他身边千恩万谢，并说：“你还没吃早饭吧？一起去喝茶好吗？”
莫厂长看了看沈洲，淡淡地说：“不必了。”说完这话，便撂下我们，独自走到派出所对面的一家香港茶餐厅。
沈洲冲我摊了摊手，再次苦笑着摇了摇头，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昨晚下班后，差不多十点了，他冲洗了一下，便趿拉着拖鞋出去买报纸。走过一个路口时，见到几个治安队的人堵在那里查暂住证。虽然他也是交了钱的，但“金秋”厂人太多，从来没发过暂住证，遇到治安队，出示一下厂牌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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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时是因为冲凉后换了衣服，挂在衣服上的厂牌便没有带出来，于是就想退回去绕道走。没想到退路也堵住了，好在他对地形熟悉，知道还有一个小巷可以通行。走到小巷口，才知道此处也被他们把守了。
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走在他前面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被治安员大声喝令：“站住，暂住证！”
“眼镜”小声嘟囔了一句：“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但还是胸有成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暂住证，理直气壮地递了过去。
治安员接过暂住证看了看，未置可否。沉默了一会儿，治安员突然再次喝令：“身份证！”
“眼镜”的声音也高起来，不满地说：“你们是查暂住证的，又不是查身份证，我有暂住证！”
治安员怒了，大骂：“他妈的，仆该（粤语，死在街上的东西）！你有暂住证，我叫你有暂住！”边说边将“眼镜”的暂住证撕开，再撕烂，扔在地上，还不解恨似的，又狠狠地跺了几脚。
“眼镜”想去阻拦，被赶上来的另一个治安队员一通拳脚制服，并被喝令抱头蹲在地上。这时又过来几个治安队员围住沈洲，任他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只好学着眼镜的样儿，乖乖地蹲在地上。不一会儿，有治安员用对讲机呼来一辆专门抓人的车，“眼镜”、沈洲还有几个人便被强行塞了进去。
说到这里，沈洲从我手里接过刚才治安队所开的罚款单收据，忽然指给我看：“你看这项，真好笑，水电费五十元。”
我刚才并没有细看，惊讶地问：“你又没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