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命了新的三公后，他又率领三公等大臣上书，请求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一律恢复陈蕃等人的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们的坟墓，并擢用他们的子孙为官。
董卓的这几个举措是很有讲究的。
首先，毒死何太后、杀死舞阳君不必多说，这是对政敌的斩草除根。
其次，把何苗的棺木掘出来，取出尸体，肢解后砍为节段，扔在道边，这是在向朝中的敌对势力示威，逆我者不但死，死了后还让你死不安生。
再次，示威之后，就是市恩：“任命朝中公卿及以下官员的子弟为郎官，以填补原来由宦官担任的职务”，——以公卿、官员的子弟代替宦官侍奉皇帝，可以这么说，这是士族早就梦寐以求的，何进、袁绍没办成的事儿，董卓给他们办成，这个“恩”不可谓不大。
再再次，“率领三公等大臣上书，请求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一律恢复陈蕃等人的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们的坟墓，并擢用他们的子孙为官”，这也是士人们梦寐以求的，这是再给党人翻案，是在政治上肯定、褒扬他们，还拔擢党人的子孙们为官，此“恩”亦不可谓不大。
再再再次，具体到大司马、三公的任命上。
其一，董卓自任为太尉。
太尉虽无实权，在名义上却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董卓自任为太尉，又兼前将军，并加赐代表皇帝权力的符节，这就是“名实兼顾”，既有了名义上的统帅权，又有了实际上的统帅权，而有了统帅军队的权力在手，枪杆子里出政权，洛阳的那些公卿大臣就翻不出浪。
其二，改刘虞的太尉之职，拜其为大司马。
大司马是旧官，三代之时即有此职，掌国家武事，入到前秦，罢大司马，改置太尉，又到前汉，汉承秦制，本无大司马，而到武帝时，又罢太尉，改置大司马，汉家遂有大司马之位，终前汉一朝，此职常授给掌权的外戚，光武中兴后，初以大司马为三公之一，旋又改回太尉，从此之后，朝中就不复再有大司马之职，直到这次董卓将刘虞的太尉改为大司马。
按理说，大司马和太尉的权责一样，都是掌国家武事，都是掌国家军队的，有了太尉就不必再设大司马，可董卓却为何再次设置此职？
却是因为：董卓自知威望不足，可他又不想把“名义上掌握国家军队”的太尉一职交给别人，於是大约就听从了他的谋士们的建议，把刘虞改拜为了大司马，同时让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这样一来，他既能通过此举表示他的“谦虚”，“自愿甘居”刘虞之下，同时，刘虞远在幽州，不在朝廷，便是有了大司马之位在身，鞭长莫及，也管不了朝中军事，实际上形同虚设。
可谓两全其美。
刘虞是宗室，威信素著，名望很高，为灵帝所重，他原本的“太尉”之职就是灵帝在病故前任命的，等同是“托孤重臣”，董卓改拜他为大司马，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为了安抚他。
其三，拜杨彪为司空，黄琬为司徒。
杨彪出自弘农杨氏，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一样，都是累世三公，为东京名族，杨彪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担任过朝廷的太尉，他的曾祖杨震精研《欧阳尚书》，通晓经籍，博览群书，当年更是号为“关西孔子”，单就族名人望而言之，杨彪家是半点不逊色於汝南袁氏的。
现下袁绍和董卓对着干，袁隗虽表面屈从，可便是个傻子也知道，那只是“表面”，只要有机会，袁隗肯定是会不遗余力地掀翻董卓的，那么为了平衡朝中，弥补自家在洛阳根基太浅的缺陷，拜杨彪为司空，向杨家示好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算杨彪不会因此而就与董卓站在一条船上，可人在低位和人在高位时不同，人在低位时可能没太多想法，而一旦到了高位，为了自身的权力，为了家族、门人弟子的利益，说不定就会有些想法出来，那么杨彪或许就会和袁隗闹些矛盾，而只要有矛盾出来，董卓便能从中得利。
拜杨彪为司寇，又拜黄琬为司徒。
黄琬也是出身名族，他的曾祖黄香是个著名的孝子，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官至尚书令，尚书令虽无三公贵重，但却是朝廷最有实权的一个官位了，总揽朝中的一切政令，他的祖父黄琼亦名闻天下，任过朝廷的太尉，不过，董卓这次拜他为司徒，却非是像拜杨彪为司空一样，是因看中了他的家声，而是因为豫州这个地方的位置太关键了。
豫州在洛阳之东，与司隶校尉部接壤，由豫州西边的颍川去洛阳只有区区数百里，骑兵的话，朝发夕至，袁绍已经逃去了洛阳北边的冀州，洛阳西边的三辅又有皇甫嵩重兵屯驻、又有盖勋“心怀不轨”，为了稳住洛阳的局面，如今洛阳东边的豫州是绝对不能再出乱子了。
黄琬名声大，人望高，让他在豫州做位高权重、拥有一州实权的“豫州牧”，董卓不放心。
所以，董卓拜他为司徒，召他入朝，而另选了孔伷去豫州上任，并不再设豫州牧，重改回为豫州刺史。
说起来，孔伷的名望虽不及黄琬，可却也是名族子弟，